Yihui Xie

卅载芳华

谢益辉 / 2018-10-16


今天看见一则我老家镇上的新闻报道,说是给乡村从教三十年的教师颁发证书。既然是从教三十年的老师,那么我估计在里面应该能找到二十年前教过我的一些老师。我九六年上初中,九九年毕业。毕业至今已经近二十年,这二十年间镇里好些中小学都合并或更名了。比如我上过的大垱小学现在已经变成了村委会办公楼,初中(梅林中学)校址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学。虽然经过这些变化,但我还是看见几位我曾经的中学老师留守在他们的岗位上;看着他们的照片,我在这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不胜唏嘘:二十年光阴似箭,老师们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可他们仍然在坚守。

九年前我简略回忆过我的英语老师们,里面提到的初一英语老师就是这篇报道里的张凤梅老师。她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也就是教我 Ms Gao、李雷、韩梅梅、Jim Green 的老师。第一次上课她站上讲台就跟我们来了一段英语,我们这些连 ABC 字母都不知的小学生当然都一脸懵圈,但又觉得好新奇。她让我们买了跟课本配套的磁带,我还记得当年周末在家听磁带的陌生与新鲜感。刚开始我并不觉得我在学习英语上有任何天分,但她一直很照顾和鼓励我,耐心带我入了门。当年她经常给我们讲一句豪言: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初二的英语老师是杨汝明老师。很惭愧我后来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姓杨,而且跟隔壁四班班主任名字很像(那班主任应该是叫杨少明),所以我刚开始以为是这里面的杨绍斌老师,但总觉得这照片跟我二十年前的记忆完全不同。后来经过微信小编询问,才让我回想起他的名字。杨老师让我的英语有了本质提升,因为他特别喜欢讲语法,这让我上高中甚至上大学之后都喜欢钻研语法:张道真、薄冰的语法书我都看过几遍。如我在之前那篇回忆日志中所说,当时他不太能镇得住我们这些处于叛逆期的学生(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学校里两个小混混头目在我们班,风气不太好),大家都不爱听他讲课。我大概是少数几个听讲的学生,我们师生二人的关系非常好。他家住得离学校很近,有时候我周日下午骑自行车从村里到镇上来上学,从他家门口过时要是看见他在家,会在路上冲他喊 Hello,他也会回一句 Hello。其实他挺有幽默感,只不过大家都不太欣赏。比如有时候他上课在黑板上板书,见大家不动手抄笔记,就问:你们都是断臂福尔摩斯么?

初三的英语老师名叫张玉玲,不在这篇报道里,但也对我的英语影响很大。当时她打扮很时髦,应该也是学校里英语水平最好的老师。记得有一次市里有个英语听力竞赛,让各中学通过初试成绩推荐学生去参加。初试之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了几道我做错的题,说这几道题你应该可以做对的,所以你就把你的答题卡上的答案改过来吧,这样卷面成绩够格就可以推荐你去参加市里的复赛了。我现在在美国待了九年后对英语听力都没信心,更不必说当年在乡下初学英语时的听力水平,所以后来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去复试(是叫王瑗瑗还是王琰我记不清了),好像最后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名次,但老师的鼓励对我是很大的动力。其实今天我想了好久都没想起这位老师的名字,只记得她姓张(奇怪的是我记得她老公的名字),直到通过一个初中同学问了另一个同学,我这才想起来。再一次惭愧。

我初三开始学化学,这门完全陌生的课程我也觉得我毫无天分,但奇怪的是教化学的祁宇国老师同样对我特别照顾。在我一直认为自己资质平平的时候,有一天上课他讲着讲着课不知为何突然用手指着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叫王杉)说,我看你们班也就这两个同学在化学上有点聪明气。那时懵懂的我坐在下面心里大惊,完全没想到这样的话会用到我头上。打那以后,我的化学成绩真的越来越好,并且对化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以至于后来我从乡下到了城里的高中后,三年里一直保持了化学成绩在全年级几百号学生里拔尖的状态,上化学课时我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听讲、做自己事情的学生,老师从前往后点人提问会直接跳过我。关于祁老师,我现在不太记得别的事情,只记得他办公室桌上喝茶的茶杯是烧杯(多么有化学老师的特色);还有一次周末放假,我爹骑摩托车来学校接我,走的时候摩托车怎么也踩不响(那时的摩托车都是用脚猛踩发动的),他正好路过,上来帮我爹把车踩发动了。在这篇报道中的照片上,他和蔼的笑容依旧是那么亲切,也就属他的面容变化最小了。

杨明良老师是我初三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这篇报道里他的照片最让我惊愕。在我印象里,他还是一位梳着偏分、穿着黑色西装的精致小伙儿,现在已是两鬓斑白。作为我们的班主任,他比较凶,我们都很怕他。他的板书写得很漂亮。我记得有一次学习数学里幂的概念,他上来在黑板上甩手用正楷写了一个无比端正而刚劲的“幂”字,把我们都震惊了。下课他走了之后还有同学试图在黑板上模仿那个字。和多数数学老师一样,他有用粉笔在黑板上徒手画正圆的本领;借助一块木三角板,想画什么几何图形都可以画得无比规则。而那块三角板也是我们害怕的东西:要是在课上犯事了可能会挨打。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没考好,他就拿着那块三角板直接打碎了那个同学手里的试卷。现在想想都还有些紧张感,不过还得感谢当年这样的严师,要没有他们的鞭策,如今我可能在乡下放牛种地。所以有时我都很忧心现在这种过度保护学生的教育,如果中小学生没了来自老师的压力,将来他们真正面对压力时能知道如何应对吗?

李世华老师是我初三的语文老师。当时学校新建了一个阅览室,但通常都不让学生进去看书,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怕学生读课外书影响学业吧。后来李老师去跟学校力争,让我们每周能进一次阅览室。我在中小学时期的阅读欲望非常强,因为能读的东西实在太少,以前我说过当时即便是在地上捡到一张带字的纸条都会读一读。这个阅览室虽然书不多,但也极大满足了我阅读的愿望。李老师家里是在镇上卖衣服的。有一年腊月我随家里人去镇上置办过年的衣服,转到了他的店里,家里人给我买了件衣服。他见状便吩咐师母给我算便宜一点。说来真是惭愧,我作为学生,实在不应该占老师的便宜。我已经很多年没走进当年那一片服装店了,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家是不是还在那边卖衣服。

说到语文,它一直是我的弱项,整个上学期间文科的东西我都不感兴趣(我只对阅读有兴趣,但也仅限于读些故事会之类的东西)。等到我对文字类的东西真正发生兴趣已经是我零九年出国之后的事了。不过其实在我初二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短暂的一年对语文很有兴趣。先说初一吧。我初一的老师叫郭承俊,我奶奶也姓郭,似乎是他的姑妈(我对上一辈的亲戚关系总是搞不清楚),有一年过年他还去看过我奶奶。他也是一个我们都害怕的很凶的班主任。有一次有个同学扛着我在教室后面转圈玩被他看见,他大怒之下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揍了一顿,后来还写了检讨书在班上念;他大怒的真正原因我也不清楚,我估计是因为我同学扛着我转圈太危险了。还有一次,调皮而无聊的我在教室里用脚不停踏地面,拍起很多灰尘,觉得这样让教室里烟雾缭绕很好玩;等他来上课时发现教室里灰土飞扬,一气之下叫我们把门窗关好,全体在里面踏步。好在他不知道这事是我带的头,不然我又得挨一顿揍。我刚上初中时,并不知道我们村里发音“i”“ü”不分,比如我们说“下雨”是说的“下以”,直到上他的课时,他讲到这个口音问题我才知道我们读错了好些年。我的语文成绩一般,而班上有个语文学霸,叫易青青,每次写作文都会受到表扬。我还记得老师朗诵了她的一篇作文叫《家乡的玛瑙河》;虽然我从那条河上走过了无数遍,但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它还有个名字叫玛瑙河。初二的老师叫张旭东,他用课堂比赛的方式极大带动了大家学习语文的热情;每次提问之后让我们抢答,答对了会奖励一个练习本,就是普通的练习本封面上用红笔写个大大的奖字。虽然奖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用一个带着奖字的练习本写作业还是很有荣耀感的。我记得有一次学习反问句,他让我们用“难道”造句,我立刻举手,上黑板写下我造的句:难道你是个猪?……对,那时候我就是这么“烂漫”。他看了估计是憋着笑,把“个”字圈出来,说这里的量词应该用“头”或者“只”。不过我还是领到了奖品。初二我的记忆力超好,凡是能找到的课本和课外读物上的诗词我都背下来了,不过如今基本都已忘光,唯一还有印象的是范仲淹的《渔家傲》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同英语一样,初二语文也开始学习语法和文法,比如写说明文。我隐约记得有一篇说明文上(也许在课外读物上)有一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前几年我想起这句话写《西风无言》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篇文章了;问了我侄子,他也没有印象,看来这又将成为我的一个人生之谜。张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内容,还会讲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天干地支易经八卦之类的,虽然这些对考试毫无用处,但还是勾起了我对远古文化的兴趣。

陈勇老师是我初三的政治老师,那时他是一个年轻小伙,现在看来也是一位大叔了。我一直都很不喜欢死记硬背的历史和政治这两门课,无奈初一和初二教历史我们历史的两位老爷爷都超凶(初一的老师姓陈,初二的忘了,只记得他好像是我们班一个叫刘博的同学的外公,身体不好,常年戴个帽子,自己特爱背诵毛主席的《沁园春 · 雪》)。这历史背也得背,不背也得背,那时候上晚自习经常就是在昏黄的荧光灯下咿咿呀呀背某历史事件发生于哪一年、某句话是哪位名人说的,考试的时候趁老爷爷去别的班巡视赶紧掏出书来心惊胆战地抄几句。到了初三好不容易不用学历史了,可又来了政治课,我的成绩一直差得不像话,勉强及格就不错了。我对陈老师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中午在教室睡午觉时,我和同桌不睡觉,在那儿闲聊,被他巡视的时候看见了,等我意识到老师在后面来了时赶紧趴桌上装睡,可还是被他拎着耳朵提了起来,然后罚我们去操场跑圈。具体跑了几圈我已经不记得,总之打那以后我的政治课成绩就变好了,之前背不下来的东西都能背了。上课讲的那些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之类的东西我自然已经都抛诸脑后,只记得他闲聊的时候讲他看了一部美剧,里面有个法官,每天白天审案子,如果觉得按照法律无法实现正义,晚上便化身为民间大盗去履行他认为的正义,比如暗杀坏人。有段时间他有几颗门牙不知出什么事掉了,但还是豁着牙给我们上课。

前面说了一些照片中出现过的老师,还有一些老师,这二十年来我再也没见过或听过他们的消息。可惜我的这些母校通常也没有官方网站,所以我很难找到关于他们的消息。过去我的高中尚有官网时(现在没了),我有时候会在那里面看好几个小时,找找我的老师们有谁还在学校。下面再简略回忆几位没出现过的老师吧。

我初三的物理老师应该是叫许斌(我对姓不太确定,但名应该是斌),瘦高个,和数学老师一样,偏分加西装,讲起话来喉结很明显。我那时是物理科代表,任务主要就是帮老师跑跑腿,拿上课试验的仪器,或是课前把作业本从办公室拿回来发一下。有一次我奔去办公室拿了作业还是试卷什么的,回来在教室门口打报告,顺便做了个鬼脸,逗得班里同学哄然大笑;因为他看着讲台下面没看门口的我,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同学们在笑话我什么,所以把大家训斥了一顿。这么想来物理老师也对我很是偏爱。物理化学都是上初三才开始学,我都觉得很新奇。记得一次做分子间引力的试验,也就是把两个表面非常光滑的金属棒对接,它们就会粘在一起。回家之后我还特地拿两个电池磨平了负极,试着看它们能否互相吸住,但始终没有成功。初三可谓是我的科学萌芽阶段,只因素材太少,在家能做的试验有限,我唯一的发现是一种紫色的菜汁加洗衣粉会变绿,以及装在小瓶子里的桔子汁加洗衣粉会释放气体把瓶盖弹开。有一次家里要拿硫酸铜配药杀虫,我如获至宝,毕竟书上出现过的化学物质在生活中都不太常见(除了石灰),不过硫酸铜作为一种盐并没有什么好玩之处,只有酸碱才有点意思,于是我只能加热水溶解它,然后冷却重新结晶,看能否结成六边形,蜡烛熏黑了无数个玻璃瓶,也没成功。无论如何,我想这些老师都成功把我领进了科学的门槛。

初一初二的地理老师叫张美兰,她是我姑妈(非直系,所以与我不同姓)。和前面的张玉玲老师一样,她也是一位精致时髦的老师,但她要严厉得多,对我们要求很高。同历史政治一样,地理也基本靠背;世界各地属于什么气候带、全国各地的铜矿铁矿锡矿都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晚自习是地理,别人都在哇哇背,而我和后面的同学(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刘博)则在那儿聊天。后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她进教室了,但心里仗着我是她侄子,觉得应该不会把我怎样,所以狗胆包天地还继续跟后面的同学说话。她走到我面前,那样子用丰子恺在《我的母亲》中描述的,就是“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瞪得我心里发毛,又窘迫又害怕。

初一数学老师是一位老爷爷,应该是姓易(易仁元?)。那时我对数学很有兴趣,经常自学后面老师还没讲的内容。老爷爷很强调答题规范,比如三番五次跟我们说解题不要写下“解:”之后就直接写等号,而要写“上式 =”。他也是第一位纠正我的名字的老师。我在我们家如果按家谱辈分,应该叫谢玉辉,我的堂姐弟都是用的玉字,所以我小学期间在作业本上都是写的玉字,而我的户口簿上登记的是益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这就是因为我前面说的,我们村里人过去说话不分“i”“ü”;估计我爹去报我的名字时,人家就写成益了。有一次老爷爷终于疑惑地质问我到底叫什么名字,跟我说如果户口簿上是益字,那你就用益字,以后不要写玉了。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用我的“官方名字”。那老爷爷当年教我的时候,看样子像是过了六十的人了,但愿他如今依然健在。

初二的数学老师我忘了他的名字,似乎姓付,是很和蔼的一位老师。我不记得上课的事情,但记得学校有段时间开展课外活动(应对刚兴起的所谓的素质教育),同学们自己选择兴趣班。我选择了他的班,应该是类似某种劳动或手工活动班。他坐下来开讲,第一句就是“我是万能的”,意思是他会很多手工活儿;后来教我们折五角星,还给我们讲冰糖葫芦是怎么做的。

至此只剩下生物老师没出场了,而我对生物老师的印象也最模糊;初一的生物我已经回想不起任何东西(也许带过鱼和青蛙去学校解剖?),初二是一位男老师,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唯一有印象的是我当时觉得血液循环系统好复杂,从哪个心房流哪个动脉又流哪个心室,一直没弄明白,直到初二结束时的历史地理生物会考前几天,我在操场上看书时才顿悟。

那篇报道中还有一位老师没教过我,但我还记得她,就是向华老师。初一时我在三班,任清洁委员,她是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待学生非常和蔼。二班三班教室之间是楼梯,所以这两个班在打扫卫生时要负责共同打扫楼梯。大概是有一次两个班打扫卫生的同学都不愿多扫一点点,所以楼梯中间没有扫干净。后来她把我和他们二班的清洁委员(姓龚,好像叫龚自强)叫到一起,大意是说让我们成为好朋友,一起督促自己班里的同学把楼梯扫干净。我记得这位同学是因为他的名字和龚自珍相似,而且他的字写得很漂亮,在学校的书法比赛中得过奖,我甚至都记得他写十字部首时,写完一横后不提笔,而是会向左画个小圈绕到上面写那一竖。有段时间我也模仿过这种写法。

以上是我用尽洪荒之力对二十年前的初中老师和部分同学的回忆。没有什么比时间更能打动人:人的一生有几个三十、四十年?这些老师扎根乡村,一扎就是三四十年。他们才是世间的真英雄,而我们这些所谓的桃李都自愧弗如;我们飞出了乡村,过上了自己安逸的生活,对家乡毫无回馈。每次回国回家来去匆匆,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去看看当年的恩师们吧。最后我凑一首水调歌头,聊寄一缕悠思:

卅载芳华逝,青丝染秋霜。谁念黄土地上,旭日变斜阳。入学耳提面命,谆谆醍醐灌顶,慈严爱无疆。无声细细润,壮志暗暗藏。

学成去,犹懵懂,别寒窗。建功立业,原是昔日顽赖郎。怜我桃李育者,红烛初心不忘,春蚕长守梓桑。蓦见旧师面,悠思越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