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hui Xie

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钱穆

谢益辉 / 2006-03-10


这两天工作杂事多,心里感觉有些乱,所以读读书安安神。钱穆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大师,中庸1、谨慎、睿智,读其文,常感受到一种“大”;黄仁宇写了一本《中国大历史》2,与此处我说的“大”意思基本相同。钱穆的弟子严耕望在《钱穆传》对他如此评价:“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只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著,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时间紧迫,尚只读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和前言,其实这中间说明的一些道理都是很朴素的,处处都体现着研究历史所应采用的的科学方法以及钱穆的历史观,摘取一段如下: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我上述的历史意见,单就中国历史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一项极该重视的材料。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得称为名臣,而他们那些奏议,所以得流传下,仍为此后较长时期所保留,所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便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

可以看出,钱穆对于历史制度的评价,极其注重“客观”二字,以及对史实的尊重,而不是妄加评论(盲目追随“时代意见”)。这不禁让我想起上次台湾那位黄光国教授过来在逸夫会议中心讲“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提到关于“科学”的一些说法,其中特别提到了胡适老先生那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钱穆的历史观与此颇有几分相似,所谓“大胆假设”,是要放开思维,而“小心求证”,则是尊重史实、重视证据。

其实之所以读历史方面的书是因为最近我一直反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思考角度是不是有问题3,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我就暂时听他一句话,看我这种糊涂蛋,是否能变明智一些吧。


  1. 这个词究竟是褒还是贬,似乎难以说清楚,此处我当然是采取褒义,意即钱穆善于全面考察问题,而不是由一己之“时代意见”而走极端并匆忙下定论。关于这个词,还有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傅雷曾经说过,中国人的致命伤有三: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我窃以为他所指“中庸”的是说人们缺乏勇气站出来挑战,而总是唯唯诺诺。
  2. 黄sir自创了一个词,叫“macro-history”。
  3. 可是,我觉得好多人思维方式都有问题呀,比如昨天张老师在WC里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当时憋了半天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上次赵老师在同样的地方问我同样的问题我都觉得够呛了……怎么在那个地方会想起吃饭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