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说理

谢益辉 2018-08-09

曾国藩曾说古文不宜说理(朱自清《经典常谈》),我感觉这话应该大致是对的。一方面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太重视科学、逻辑、思辨方面的东西,每到需要支撑某个论点的时候,通常的办法就是搬出前朝的规矩(不能坏了太祖的规矩啊),或圣人的言行(你看孔子就是这么干的);另一方面,就文章类型而言,大家也更喜欢文学味道浓厚一些的文章。

当然也不能说就没有说理的好文章。我认为柳宗元说理就很在理,比如《驳复仇议》和《桐叶封弟辨》都是不错的说理文章。其说理的核心思路其实都很简单,就是那句我们听了无数遍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驳》文中怎么处置杀了杀父仇人的人。有人主张按法律应该杀了这个人,但同时杀掉杀父仇人也是尽孝的表现,应该表彰。柳宗元说不可用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置办法,而且这事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杀人上,而是要追根溯源,看看那个人为何杀了他的父亲。只要这件事搞清楚,那么当前的杀人这件事的性质就清楚了。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

人们总是喜欢关注眼前的已经发生的结果,尤其是看新闻不嫌事大,至于新闻的前因后果,要么就是不关心,要么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像韩愈说的(《原道》):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但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怪罪我们广大吃瓜群众,这是个时代问题。原罪还是来自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谁叫信息流通这么方便呢?我们哪有空去考证任何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桐》文同样讲不要盲目执行条文,哪怕是天子说的话,也不能盲从。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天子拿一片叶子戏说封地与弟弟,臣子不能就认死理一定要求执行封地的戏言。这样的不盲从权威精神,不光是在那个封建年代,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